连载•特集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已经过去了五年半，得知避难指令解除而返回故乡的人们，以及没有收到避难指令一直在故土生活着的人们，面向复兴与重建生活在各地不断的尝试，也反复着错误。另一方面，由于返乡的前提是与事故后升高的辐射“共存”，很多人不愿回到家乡的人也对此表示了抗议与批评。难道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所有人的选择都得到尊重吗？我们希望能从日本政府采用的被辐射数值标准“年总辐射量20毫希沃特”为切入点思考这个问题。（金崎由美、马场洋太）


　10月上旬，位于山林深处的阿武隈山福岛县川内村的交流设施内，聚集了周边市町村的住民和自治体相关人士共计数十人。这数十人分为两组，在两天内就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的生活问题和放射性废物处理问题进行讨论。

　有人说:“负责福岛相关事宜的官员每隔2、3年就会更换，所以他们不能站在本地居民的角度上颁布政策。”还有人吐露心声：“我的生活回不到核事故以前了，我想知道怎么才能接受这个现状”。

　2011年，川内村被划定为紧急时避难准备区域，随着这个指令的解除，川内村正式宣布村民可以返村。剩下的避难指示区域也在2016年6月被解除。为了帮助家乡复兴，一位男性开始栽培蓝莓。他说道：“我栽种的蓝莓实际的辐射检定值低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十分之一。即使这样还是会被说‘福岛的东西不能食用’。我们现在只能慢慢的减少谣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这个集会名为“双叶地区对话研讨会，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协办后续研讨会”。令人惊讶的是会场除了能够听到福岛话，还夹杂着法语和英语。因为还有从法国等地前来参加的辐射防护专家。

　ICRP的副委员长杰克·罗谢尔解释道：“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测量辐射的同时掌握减少被照射辐射量的方法、通过对话共有课题。并且侧面支援住民们自发的‘实践性辐射防护文化’。”在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1986年）后，罗谢尔曾领导一个叫做“民族精神”的项目，在白俄罗斯协助当地居民。“福岛我也来了25次”，他说道。

　这次的研讨会由长崎大学负责。长崎大学有长期驻扎在川内村的医师，并致力于当地的住民支援与复兴研究。长崎大学校长片峰茂出席研讨会，并当场达成协议，承诺与法国原子能防护评价研究所（CEPN）进行学术交流。CEPN是由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各个电力公司组成的研究所，而他的所长正是罗谢尔。

　一同出席的还有副校长山下俊一，他说道：“法国作为原子能大国也许有想要从中学习的东西。但我们也有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日本政府正试图重启核电站，那么就有可能重蹈覆辙又一次导致核事故。我希望多从福岛核事故中吸取教训，加固专家与民众间的信任关系。”

　第一次对话研讨会，由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主持，于核事故过去八个月后在福岛市举办。自那之后，这个会议便以ICRP委员丹羽太贯（现任放射线影响研究所理事长）和罗谢尔为主导，在福岛县内召开了12次。而从今年起，ICRP则是以“合作伙伴”的形式提供帮助，在福岛县召开了三次研讨会。

　当地居民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广岛市安佐南区出身的安东量子（40岁）现在居住于磐城市，她在知道了曾经白俄罗斯的市民援助行动后深受感动，组建了名为“福岛的社会精神”的市民组织，与罗谢尔一起进行相关的活动。

　安东女士的具体活动包括在于川内村比邻的磐城，与当地居民一起测试食品辐射水平，实践“社会精神”。她说：“决定在这里留下和居住的人们都有复杂的心绪，不愿坦率的谈论辐射问题。客观地收集测量数据，并与他们进行对话，将有助于创造一个环境，使居民在考虑自身安全问题时能自主判断。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了以居民为导向的活动中。”

　即使决定“在这里居住”，还是有很多受灾地的现实问题。川内村的村民，只返回了约六成。这是周边自治体共同面临的问题。有人透露，在研讨会初期，与会者的意见还时常产生分歧过大甚至是争吵的情况。

　何为“放心”，人和人的认识有很大不同。能否有人愿意担起责任，提出一个各方都愿意妥协的方案呢？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由辐射防护专家组成，曾发表《建议》，内容包括控制辐射被害的理论与数值标准。这份《建议》将原爆被爆者的数据作为重要资料库，被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国家作为辐射保护标准所采用，

　其中，2009的建议《ICRP111》注目于长远性的人类问题，例如在核事故中被污染地区的住民，如何管理当地居民暴露于辐射的问题和重建生活的问题。这份建议还反映了在白俄罗斯开展的由杰克·罗谢尔带领的“民族精神”活动的经验教训。并且，这份建议也被适用在福岛核事故上了。

　日本政府督促住民返回家乡时使用的“20毫希沃特”这一数值，也依据于上述建议。建议称，紧急事件结束后的重建工作期间，最好将辐射量“控制在每年1至20毫希沃特以下”。建议中还表示，“长远目标应该是将辐射量控制在每年1毫希沃特以内”。

　关于“20毫希沃特”，罗谢尔强调道：“这个数字是在辐射量减少过程中，行政部门进行规划时使用的象征性数值。它是一个仅供参考的数字，并不能证明‘这个数字以上的辐射量才危险’。”他还说道“事实上，大多数福岛人一年受到的辐射总量不会超过若干毫希沃特。这里对于减轻辐射的努力已经做得很好了。”

　ICRP坚持认为，从辐射防护的角度来看，非阈值理论是正确的，即辐射量的增加与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增加的呈线性比例也从零上升。另一方面，组织的根本原则任然是“合理范围内尽量追求核辐射的无限低下”。ICRP的建议考虑到了严格的标准以及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和谐。罗谢尔说道：“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和抗辐射的战斗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毫不妥协的追求“零辐射”的生活，其实并不称得上舒适的人生。”

　ICRP认为住民应当继续居住在受灾地，并自己学会日常生活的辐射中保护自己。然而这一想法也受到了强烈的反对。


　有的人从避难地返回，有的人原本就没有进行避难，在这一背景下，另一方面，也有不想返回的，并且这种想法也很迫切。居民本位的政策到底是什么呢？据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先例可以成为参考。我们咨询了熟悉当地的情况东京的市民团体“‘切尔诺贝利受害调查·救援’女性网”的吉田由布子事务局长。

　前苏联在事故5年后的1991年制定了“切尔诺贝利法”。其特征是规定，国家有责任负担起受灾者支援、并提供灾民移住的权利。

　虽然辐射量年5毫希沃特以上的污染地是不能居住的，但人们却有权移住到每年1～5毫希沃特的区域。既然是“权利”，行使起来就有一种理所当然的积极性。不论是留在当地，还是移住，人们的选择都会被尊重。居民们的心情和关系也会不同。

　苏联解体后，法律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继续存在。核事故之后，人们对于年100毫米希沃特的高基准，以及在财政困难时期制度的运用不充分等事，也有过很多批判。但是，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法律上要确定受灾者是谁，被污染的地区范围。而国家则有责任对受灾者提供支援和赔偿。相反，福岛核事故中没有明确的定义。支援政策也被一点一点地缩小。日本的健康调查也是，国家事实上抛弃了福岛县。

　由于低剂量辐射的长期影响在科学上尚未阐明，切尔诺贝利法规定的赔偿并不是因为人们因为辐射患病，而是为了人们要从此承担健康上的风险而赔偿。

　这与日本的被爆者保护法相似。即使原子弹爆炸时的辐射量很少，可是能够申请持有被爆者健康手册。事实上便不用负担医疗费，检查诊断也有了保证。因为“放射能发生的健康危害与其他的战争受害不同，是特殊的受害”。这样的政策在应该在福岛实行起来。

　她表示，我从90年开始和受灾地的医师、研究机构一起活动。虽然了解受灾者支援的制度和政策，但是没有特别关注其依据的法律。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为契机，切尔诺贝利法通过研究人员被介绍到日本，我切实感受到，这份法律在福岛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她接着说：“国家对孩子的成长有责任”，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蕴含在了法律之中吧。

　她说，我曾在俄罗斯等地说到过“福岛的辐射极限是年20毫斯沃特”的，当地人都告诉我，这简直“难以想象”，或者问我说的是不是“事故后的扫尾工作时的标准”。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的“控制年1～20毫希沃特以下”这个建议虽然存在问题，还是日本政府把它随心解释，当做上限值使用更是不合理。日本的ICRP委员也应该在和政府合作的过程中，增加一些危机感。

　2012年，儿童・受灾者支援法成立，我期待着这份法律能带来社会的前进。但是，国家基本方针被修改，称“辐射量大幅减少，不需要继续避难”，政策重点将会放在督促市民返回家乡上，简直毫无节操。我希望日本也能将国家的责任明确化、并确保灾民移住的权利。

（刊登于2016年11月4日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