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岛的反思 被爆70周年” 福岛的冲击
三. 13, 2015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所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距今已将近4个年头了。国际核事故分级系统将其造成的严重损害定为“等级7”，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相同。这场事故再次向人们提示：“核能是否可以与人类共存？”而在迎来被爆70周年的广岛，也因福岛有所变化。我们采访了那些因重新审视自身的意识而产生变化的被爆者，以及开始呼吁反对核发电的被爆者团体。（道面雅量、藤村润平）
离被爆地广岛市最近的核发电站，是距离其西南方约100公里的四国电力伊方核发电站（位于爱媛县）。从2011年12月开始，当地便一直在进行法律诉讼，希望禁止核电站运作。其中，有众多爱媛县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协会的会员们加入了原告团。
对此，同会的事务局局长松浦秀人先生（现年69岁）坦率地说道：“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使我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直到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前，松浦先生都还不知道国内有多达54座的核电站。在法庭上，松浦先生阐述了胎内被爆者所感到的心理不安，并提出反对核发电的主张。他说道：“原爆与核发电是一对亲兄弟。”
■30个团体进行集会
去年11月，“告别核发电，埼玉县县民集会”在埼玉市召开。在市中心地区进行游行的参会者队伍前排，可以看到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的事务局局长田中熙巳先生（现年82岁，居住于埼玉县新座市）的身影。田中先生作为县被爆者团体协会在内的30个团体的实行委员会委员长，领导了此次县内最大的反对核发电运动。
一年一度集会的召开是从3年前开始的。当时，集会运行成员对田中先生请求道：“如果被爆者们有一位领导的话，整个团体也容易凝聚。”基于此，他便接受了委员长的职务，并表示：“作为一名被爆者，应该有该尽的责任。”
1956年，日本被团协在发表的成立宣言中写入了“和平利用核能”，明确表达了支持核发电的态度。对于此，田中先生回顾到：“当时是希望诸如核能一般的强大能量，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人类的幸福所利用，并不是希望它作为一种杀戮的手段而存在。”
之后，协会受到了美国的三里岛以及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将其运动的方针改为了“寻求可以代替核能的能源政策”。但是并没有要求停止核反应炉的运作。其原因在于，有一种意见十分强烈，即与其参与不容易调和的核发电问题，还不如集中精力进行废除核武器运动。当然，也考虑到了被爆者在电力公司工作这一事实。
而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田中先生对此强调道：“放射线所造成的伤害无法通过肉眼识别，所以会带给人们无法断绝的不安。几乎所有被爆者都认识到，应当停止核发电。”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四个月之后，被团协于东京召开了代表理事会。会议决定，将致力于呼吁撤销新建与增设核电站的计划，同时促使所有既存的核电站停止运行并废弃核反应炉。后来，“反对核发电”成为了运动的支柱。
■引以为戒
反观当下，在首相官邸前进行的反对核发电运动中，却听不见“废除核武器”的口号。Misao Redwolf是本次运动的牵头者之一，针对废核问题，他说道：“我自身认为核武器也应当被销毁。”但与此同时，他又担心地说道：“如果呼吁全面废除的话，运动将会被分化。”Misao先生表示，虽然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核发电问题，成员们都持反对态度，但是一旦牵涉到核武器，有些人便倾向将其理解为与意识形态以及核威慑力相关的安全保障问题。而参加者之中，每个人的立场也不尽相同。
田中先生表示，从目前着眼于反对核发电的运动中可以看到曾经的自己以及同时代的人们的身影。对此，田中先生继续说道：“如果觉得核发电危险的话，那么核武器就显然更加危险。许多人都以为日本的核发电站不会发生事故，所以我希望人们能够持有核武器随时都有可能被使用的想法。” 他呼吁大家引以为戒。
日本的核政策与被爆者运动的主要事件
1945年8月 美国向广島、长崎投放了原子弹。
1954年3月 第五福龙丸渔船事件。
1954年4月 首次定制了原子能相关的预算。
1955年8月 第1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世界大会开幕。
1955年9月 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日本协议会（日本原水协）成立。
1955年11月 东京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开幕。翌年5月在广岛再度召开。
1955年12月 制定原子能基本法。三原则为“民主、自主、公开”。
1956年1月 总理府（现今日本内阁）设立原子能委员会。
1956年5月 广岛县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成立。
1956年8月 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成立。
1957年4月 原爆医疗法实施。
1957年7月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成立。日本加盟。
1961年11月 禁止核武器、和平建设国民会议（禁核会议）召开。
1963年10月 日本在茨城县东海村建成首座核发电厂。
1964年7月 由于在禁核运动的路线方针上产生对立，广岛县被团协分裂成2个同名团体。
1965年2月 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日本国民会议（原水禁）成立。
1968年9月 被爆者特别措施法实施。
1970年11月 原水禁以“反对核发电”为口号，举行首次全国联络工作会议。
1971年3月 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运作。
1974年3月 中国电力岛根核电站１号机组开始运作。
1976年6月 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
1979年3月 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事故。
1982年6月 山口县上关町町长在町议会上表明了欢迎建立核电站的意向。
1986年4月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
1995年7月 被爆者援护法实施。
1995年12月 福井县敦贺市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文殊”发生钠冷却剂核泄漏事故。
1999年9月 茨城县东海村核燃料加工公司JCO发生核临界事故。
2001年1月 新设原子力安全保安院。
2003年10月 写有“推进核发电”的第一次能源基本计划被通过。
2011年3月 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2011年6月 日本被团协确定以“摆脱核发电”作为要求国家的运动方针。
2012年9月 原子力安全保安院被废止。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原子力规制厅成立。
2014年2月 第四次基本能源计划被通过。其中，核发电被定位为“基本负荷电源”、并有意重新推动其重新运作。
在迎来被爆70周年之前，中国新闻社进行了全国被爆者问卷调查。当被问到作为被爆者，希望国家采取何种行动以及目前重视的是什么的时候，回答“包括核发电在内，希望社会能够摆脱‘核能’”的比率为52.6%，在九个选项中排在第二位（包括重复选项），仅次于“希望日本与各国为了废除核武器，在外交上投入更多努力”的（60.5%）的选项。
在可自由记入的感想一栏中，还可以看到被爆者写下的对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看法，以及对于政府核发电政策的率直想法。以下就将其中的一部分摘录于此。
被爆者的新认识
◆在遭到被爆之后，我的白血球数就开始减少，至今一直过着体弱多病的痛苦生活。如果没有发生福岛核电站事故，我认为自己会将原爆当成往事，并从记忆中抹去。但如今我想高声疾呼核武器是十分恐怖的。同时，让自己的儿女、孙辈代代相传。（东京都、70岁年龄段女性）
◆无论是核武器还是核发电，一旦发生爆炸或者出了事故，将会带来无法挽回的非人道性伤害。我自身曾遭受过被爆，随着岁数的增加，对于放射线所带来的影响一年比一年感到不安。和我怀有同样想法的被爆者还有很多。我想对如今的年轻人说：“希望再也不会出现新的被爆者。”今后，我想积极投身到宣传活动中去。（千叶县、70岁年龄段男性）
◆我想将原爆的悲惨，原爆症的痛苦以及对于并发症的恐惧说给年轻人听。而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很多人遭受到了痛苦。我想告诉人们摆脱核发电，转向自然能源发电的必要性。（东京都、70岁年龄段男性）
对于和平利用进行再次确认
◆新的被爆者因核电站事故而不断出现。自己作为被爆者，至今为止对打着“和平利用”口号的核发电都表现出了接受的态度。对此，我感到十分可耻。（兵库县、70岁年龄段女性）
◆现在的核发电是否真的为和平利用？是否与核武器的废除有所关联？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好好地考虑一下。（大阪府、70岁年龄段男性）
◆日本被指从核发电废弃燃料中所提取的钚元素剂量相当于5千枚核弹，足以制造出原子弹。因此，必须实现“零核电站”。（广岛县、80岁年龄段男性）
◆有观点认为，通过使用核发电而产生的钚元素，能够成为制造核武器的原料，所以（作为核威慑力）应当维持其运作。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鸟取县、80岁年龄段男性）
对于核发电政策的率直想法
◆日本作为被爆国，本应走在废除核武器、摆脱核发电的前线。而对于如今日本到处向他国推销核发电的状况，我对此表示无法原谅。（北海道、80岁年龄段男性）
◆如今，日本对于应当如何妥善处理核电站事故一头雾水，同时还在考虑将核发电出口。对此我不能理解。（东京都、69岁以下女性）
◆一旦发生了核事故，以人类的力量无法控制其事态。切尔诺贝利与福岛的事故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因为无法做到绝对安全，所以就不应当再重新启用核电站了。（佐贺县、70岁年龄段女性）
◆绝对不能容忍核电站重新运作，向外输出更是骇人听闻。如果输出了核发电技术，如果对方国家发生了事故，或是使用钚元素造出了核弹的话，就不是谁该负责任的问题了。（东京都、70岁年龄段男性）
◆人类发现了具有强大威力的核能，将来也不会不使用。但是为了人类自身，应该不断地致力将予以和平利用，并正视它带给我们的恩惠与恐怖之处。（兵库县、80岁年龄段男性）
展望未来 不尽相同的愿望
◆我认为生在和平时代的年轻人们，过惯了由核发电提供的安稳生活。对于核武器，没有真实的感受。但是通过福岛的事故，人们普遍得知了核问题的严重性。我想通过近年发生的事件，将其严重性告诉他人。（广岛县、69岁以下女性）
◆日本人是否真的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战争、被爆、核电站事故、所有发生的事都仿佛从未发生。放射线的恐怖也被忘却了，如今政府在考虑使核电站重新运作。如果生活富裕、便利，但伴随着危险，那我情愿过得贫穷、不便利。（长野县、70岁年龄段男性）
◆当考虑到资源绝对不足的时候，就不能一味高谈“零核电站”或是理想论。也许年轻一代对于原爆的悲惨程度没有切实的感受，但对于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恐怖应该记忆犹新。我期待着大家通过交流，对核能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东京都、70岁年龄段男性)
◆我曾经想象过人类由于遭到放射线袭击而灭绝。但是我更愿意相信，人类越是面对严峻的状况，越是能够发挥出克服艰险的智慧并顺利渡过难关。我想在余下的生命中，能够为推动人们朝着克服困难的方向前进而做出贡献。（东京都、80岁年龄段男性）
◆直到如今，核武器都一直存在着，而核发电也一直存在于自己的身边。我希望年轻一辈能够将现状当作自己的问题看待，并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广岛县、80岁年龄段女性）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将近3年，在星埜先生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65千米的家中开始了“清除放射污染”的工作。整个作业首先从房顶开始，共历时半年。接下去将对庭院的表层土壤进行同样的作业。时至今日，清除放射污染的工作还在星埜先生家的周围缓慢展着。 对此，居住在福岛市内的被爆者星埜惇先生嘟囔道：“说实话，这不禁使我想问，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但是，如此耗时的作业正说明了污染面积之广及其严重性。在发生事故的核电站、应对核污染水的措施迟迟得不到进展，废弃核反应炉的工程也遭到了延后。如今，周围的避难指示区域依旧高达十个市町村，约一千平方公里。
对此，星埜先生说道：“这是一场无法补救的灾难。特别是当我想起那些被迫离开土生土长之地的人们时，感到十分难受。”星埜先生作为福岛县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协议会的事务局局长，在地震与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为确认将近70名会员的下落而费尽苦心。他说：“如今，有些人移居到了县外，还有些人由于无法回到原来的家中居住而仍然在避难处生活。如果将范围扩大至被爆者以外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还是处于这种情况呢。”
星埜先生从东京大学农学部毕业之后，在福岛大学从事教育工作。他作为农业经济专家，曾一度担任福岛大学的校长。由于调查需要，星埜先生一直游走于福岛的农村、渔村之间，而深知人们对于由祖先代代传承下来的土地的喜爱。正是由于这点，他才对此次罪孽深重的事故痛彻心扉。
对此，他表示：“原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人都从事着核发电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在被爆者运动中不太主张摆脱核发电。但是今非昔比，我必须如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星埜先生的老家在吴市。70年前的8月6日早晨，他正坐在驶离广岛市，开往吴市的列车内。他说原爆当时，有一道“青光”透过车窗照射进来。在广站（位于吴市）下车后，他回头望去，只见一朵蘑菇云冲上云霄。那时的星埜先生只有17岁，就读于旧制广岛高中1年级。
他一直记得从原爆之后的第二天早晨开始，为了救援而奔走于广岛市内的场景。那时，星埜先生将一名面部已经炭化的同学带回寮中，而他能够做的，仅仅是用水润湿那名同学的嘴唇而已。星埜先生怀着切身的感受说道：“虽然这与目前福岛的景象不同，但根源同样为原子能。”接着他又表示：“无论是原爆还是核发电，都不是人类能够完全控制的产物。”
居住于东京都三鹰市的佐野博敏先生（现年86岁）是一名放射化学专家，主要从事放射性元素化学转变的研究。佐野先生参与过面向大学生的教科书编写工作，一直以来，他都在原子能产业的基础研究领域做着贡献。
据佐野先生说，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他的心中便一直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核发电在伦理上，难道不存在问题吗？”他与星埜惇先生同龄，并且都是广岛的被爆者。对此，他说道：“如今我和他的想法相同。”
佐野先生曾在东京都立大学（现首都东京大学）任教，并担任过校长。邀请佐野先生到东京都立大学任教的是东京大学理学部的晚辈、以反对核发电闻名的独立学者故高木仁三郎先生。然而，“我与高木先生保持了距离。” 佐野先生说道。这是因为对核发电两者的观点并不一样，佐野先生认为“只要妥善封闭核物质，便可以使其安全地为人类做出贡献。”他对对于日本的技术实力抱有极大信心。
在福岛发生事故之后，佐野先生对此产生了疑问。他说：“我的疑问并不是针对技术实力。即便拥有技术，人类还是会失败。然而，核发电的失败可以被挽回吗？”如今，佐野先生将他的想法通过被爆者团体的集会以及《会报》，率直地传达给了大家。他补充道：“曾经在我自己心中一直存在着安全神话。”
在美国投放原子弹的第二天早晨，佐野先生为了寻找母亲的下落而从大竹市内的战时劳动场所进入了广岛市的街道。在连续5天徒步穿梭于化为一片焦土的街道之后，他终于在广岛县坂町的救援所与母亲重逢。对于从广岛工业专门学校毕业之后选择进入东京大学学习放射化学的原因，他如此说道：“因为我想弄明白原爆的真正面目。”据说，当他把专业告诉母亲时，母亲哀声叹气地说道：“选什么不好，偏偏选这个。”
1954年，佐野先生正在东京大学读研究生。同年，发生了第五福龙丸事件。当时，佐野先生特地上到研究室的屋顶，到处收集含有放射能的雨水。对此，他说道：“虽然如今回想起来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作为研究素材却十分珍贵。”铯137、锶90……诸如此类的放射性元素名称，当时经常出现于人们的日常会话。佐野先生以严峻的表情说道：“那样的时代又再次到来，并且比上次持续的时间更为长久。”
佐野先生继续说道：“人类无法将核物质完全封闭。如果要将核污染完全无害化，需要好几万年的时间。所以这在伦理上是绝不允许的。并且应当杜绝其发生的可能性。”这是佐野先生以广岛为出发点，毕生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东京经济大学藤原修教授对于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等日本和平运动史十分了解。为了得知发生在被爆国日本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带给了以废除核武器为目标的运动以及舆论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藤原教授进行了采访。
记者:距离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已经过了近四个年头。您认为此次事故给被爆国日本的舆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藤原教授：日本作为世界仅有的几个核发电大国之一，至今为止，一直在向全世界呼吁废除核武器，难道这不矛盾吗？对此，福岛的事故为国民提供了一个重新考虑的契机。此外，与原爆带来的损失、被爆者的问题受到的关注程度相比，从事核发电的劳动者所遭到的被爆情况等是否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这也值得我们反思。
但是，呼吁废除核武器，需要以和平为理念的全国人民合意作为基础。这在理念以及本质上与摆脱核发电有所不同。我认为需要付出相应的觉悟与努力才能够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记者：此次事故是否再次向人们提出了“核能是否能够与人类共存”的共通命题？
藤原教授：在这里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由于第五福龙丸号的受害以及紧接着的“放射线鲔鱼”问题，初期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十分轰轰烈烈。当时，敏锐地意识到禁止使用原子弹氢弹的问题牵涉的人数十分广泛，并且知道此事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福岛的事故同样与食品安全以及能源等日常生活问题密切相关。
如今，核武器已经被认为是战争的手段之一，并且是非人道的。此次的重大事故，使人们怀疑包括了“和平利用”在内的原子能本身是否超越了人类社会的控制。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人类与核能”两方都遭到了质问。
记者：如今福岛的事态正是发生在被爆国日本，对此您作何理解？
藤原教授：我认为，战后的日本，摒弃了军国主义以及非科学神话，作为一个发展和平、民主主义以及科学技术的国家一路走来。但此次福岛的事故被指达到了史上最恶劣的等级，这与之前的战争同样，日本又再次犯下了绝对不能再犯的错误。
由于“不败神话”，所以日本没有停止战争，而为广岛与长崎招致了悲剧。由于“安全神话”，日本无法摆脱对核发电的依存，而为福岛招致了悲剧。从这两点上来看，这与日本社会排除、打压异议的弱点从根本上是相同的。包括一心将精力投入坚持非核政策与保护和平宪法的运动现场在内，我们应该如何克服这种现象？我认为，重筑民主主义将成为关键。
藤原修 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后在东京大学担任助手、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特别研究员等。2007年至今，任职东京经济大学教授。著有《当今何谓平和？》等论著
（刊登于2015年1月31日晨报）
被爆者团体
呼吁反对核发电 迈出第一步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成为运动的支柱
重申废除核武器的愿望
离被爆地广岛市最近的核发电站，是距离其西南方约100公里的四国电力伊方核发电站（位于爱媛县）。从2011年12月开始，当地便一直在进行法律诉讼，希望禁止核电站运作。其中，有众多爱媛县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协会的会员们加入了原告团。
对此，同会的事务局局长松浦秀人先生（现年69岁）坦率地说道：“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使我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直到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前，松浦先生都还不知道国内有多达54座的核电站。在法庭上，松浦先生阐述了胎内被爆者所感到的心理不安，并提出反对核发电的主张。他说道：“原爆与核发电是一对亲兄弟。”
■30个团体进行集会
去年11月，“告别核发电，埼玉县县民集会”在埼玉市召开。在市中心地区进行游行的参会者队伍前排，可以看到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的事务局局长田中熙巳先生（现年82岁，居住于埼玉县新座市）的身影。田中先生作为县被爆者团体协会在内的30个团体的实行委员会委员长，领导了此次县内最大的反对核发电运动。
一年一度集会的召开是从3年前开始的。当时，集会运行成员对田中先生请求道：“如果被爆者们有一位领导的话，整个团体也容易凝聚。”基于此，他便接受了委员长的职务，并表示：“作为一名被爆者，应该有该尽的责任。”
1956年，日本被团协在发表的成立宣言中写入了“和平利用核能”，明确表达了支持核发电的态度。对于此，田中先生回顾到：“当时是希望诸如核能一般的强大能量，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人类的幸福所利用，并不是希望它作为一种杀戮的手段而存在。”
之后，协会受到了美国的三里岛以及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将其运动的方针改为了“寻求可以代替核能的能源政策”。但是并没有要求停止核反应炉的运作。其原因在于，有一种意见十分强烈，即与其参与不容易调和的核发电问题，还不如集中精力进行废除核武器运动。当然，也考虑到了被爆者在电力公司工作这一事实。
而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田中先生对此强调道：“放射线所造成的伤害无法通过肉眼识别，所以会带给人们无法断绝的不安。几乎所有被爆者都认识到，应当停止核发电。”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四个月之后，被团协于东京召开了代表理事会。会议决定，将致力于呼吁撤销新建与增设核电站的计划，同时促使所有既存的核电站停止运行并废弃核反应炉。后来，“反对核发电”成为了运动的支柱。
■引以为戒
反观当下，在首相官邸前进行的反对核发电运动中，却听不见“废除核武器”的口号。Misao Redwolf是本次运动的牵头者之一，针对废核问题，他说道：“我自身认为核武器也应当被销毁。”但与此同时，他又担心地说道：“如果呼吁全面废除的话，运动将会被分化。”Misao先生表示，虽然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核发电问题，成员们都持反对态度，但是一旦牵涉到核武器，有些人便倾向将其理解为与意识形态以及核威慑力相关的安全保障问题。而参加者之中，每个人的立场也不尽相同。
田中先生表示，从目前着眼于反对核发电的运动中可以看到曾经的自己以及同时代的人们的身影。对此，田中先生继续说道：“如果觉得核发电危险的话，那么核武器就显然更加危险。许多人都以为日本的核发电站不会发生事故，所以我希望人们能够持有核武器随时都有可能被使用的想法。” 他呼吁大家引以为戒。
日本的核政策与被爆者运动的主要事件
1945年8月 美国向广島、长崎投放了原子弹。
1954年3月 第五福龙丸渔船事件。
1954年4月 首次定制了原子能相关的预算。
1955年8月 第1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世界大会开幕。
1955年9月 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日本协议会（日本原水协）成立。
1955年11月 东京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开幕。翌年5月在广岛再度召开。
1955年12月 制定原子能基本法。三原则为“民主、自主、公开”。
1956年1月 总理府（现今日本内阁）设立原子能委员会。
1956年5月 广岛县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成立。
1956年8月 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成立。
1957年4月 原爆医疗法实施。
1957年7月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成立。日本加盟。
1961年11月 禁止核武器、和平建设国民会议（禁核会议）召开。
1963年10月 日本在茨城县东海村建成首座核发电厂。
1964年7月 由于在禁核运动的路线方针上产生对立，广岛县被团协分裂成2个同名团体。
1965年2月 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日本国民会议（原水禁）成立。
1968年9月 被爆者特别措施法实施。
1970年11月 原水禁以“反对核发电”为口号，举行首次全国联络工作会议。
1971年3月 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运作。
1974年3月 中国电力岛根核电站１号机组开始运作。
1976年6月 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
1979年3月 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事故。
1982年6月 山口县上关町町长在町议会上表明了欢迎建立核电站的意向。
1986年4月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
1995年7月 被爆者援护法实施。
1995年12月 福井县敦贺市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文殊”发生钠冷却剂核泄漏事故。
1999年9月 茨城县东海村核燃料加工公司JCO发生核临界事故。
2001年1月 新设原子力安全保安院。
2003年10月 写有“推进核发电”的第一次能源基本计划被通过。
2011年3月 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2011年6月 日本被团协确定以“摆脱核发电”作为要求国家的运动方针。
2012年9月 原子力安全保安院被废止。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原子力规制厅成立。
2014年2月 第四次基本能源计划被通过。其中，核发电被定位为“基本负荷电源”、并有意重新推动其重新运作。
被爆者调查显示
52.6%的接受调查者 希望社会能够摆脱“核能”。
在迎来被爆70周年之前，中国新闻社进行了全国被爆者问卷调查。当被问到作为被爆者，希望国家采取何种行动以及目前重视的是什么的时候，回答“包括核发电在内，希望社会能够摆脱‘核能’”的比率为52.6%，在九个选项中排在第二位（包括重复选项），仅次于“希望日本与各国为了废除核武器，在外交上投入更多努力”的（60.5%）的选项。
在可自由记入的感想一栏中，还可以看到被爆者写下的对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看法，以及对于政府核发电政策的率直想法。以下就将其中的一部分摘录于此。
被爆者的新认识
◆在遭到被爆之后，我的白血球数就开始减少，至今一直过着体弱多病的痛苦生活。如果没有发生福岛核电站事故，我认为自己会将原爆当成往事，并从记忆中抹去。但如今我想高声疾呼核武器是十分恐怖的。同时，让自己的儿女、孙辈代代相传。（东京都、70岁年龄段女性）
◆无论是核武器还是核发电，一旦发生爆炸或者出了事故，将会带来无法挽回的非人道性伤害。我自身曾遭受过被爆，随着岁数的增加，对于放射线所带来的影响一年比一年感到不安。和我怀有同样想法的被爆者还有很多。我想对如今的年轻人说：“希望再也不会出现新的被爆者。”今后，我想积极投身到宣传活动中去。（千叶县、70岁年龄段男性）
◆我想将原爆的悲惨，原爆症的痛苦以及对于并发症的恐惧说给年轻人听。而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很多人遭受到了痛苦。我想告诉人们摆脱核发电，转向自然能源发电的必要性。（东京都、70岁年龄段男性）
对于和平利用进行再次确认
◆新的被爆者因核电站事故而不断出现。自己作为被爆者，至今为止对打着“和平利用”口号的核发电都表现出了接受的态度。对此，我感到十分可耻。（兵库县、70岁年龄段女性）
◆现在的核发电是否真的为和平利用？是否与核武器的废除有所关联？我希望年轻人能够好好地考虑一下。（大阪府、70岁年龄段男性）
◆日本被指从核发电废弃燃料中所提取的钚元素剂量相当于5千枚核弹，足以制造出原子弹。因此，必须实现“零核电站”。（广岛县、80岁年龄段男性）
◆有观点认为，通过使用核发电而产生的钚元素，能够成为制造核武器的原料，所以（作为核威慑力）应当维持其运作。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鸟取县、80岁年龄段男性）
对于核发电政策的率直想法
◆日本作为被爆国，本应走在废除核武器、摆脱核发电的前线。而对于如今日本到处向他国推销核发电的状况，我对此表示无法原谅。（北海道、80岁年龄段男性）
◆如今，日本对于应当如何妥善处理核电站事故一头雾水，同时还在考虑将核发电出口。对此我不能理解。（东京都、69岁以下女性）
◆一旦发生了核事故，以人类的力量无法控制其事态。切尔诺贝利与福岛的事故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因为无法做到绝对安全，所以就不应当再重新启用核电站了。（佐贺县、70岁年龄段女性）
◆绝对不能容忍核电站重新运作，向外输出更是骇人听闻。如果输出了核发电技术，如果对方国家发生了事故，或是使用钚元素造出了核弹的话，就不是谁该负责任的问题了。（东京都、70岁年龄段男性）
◆人类发现了具有强大威力的核能，将来也不会不使用。但是为了人类自身，应该不断地致力将予以和平利用，并正视它带给我们的恩惠与恐怖之处。（兵库县、80岁年龄段男性）
展望未来 不尽相同的愿望
◆我认为生在和平时代的年轻人们，过惯了由核发电提供的安稳生活。对于核武器，没有真实的感受。但是通过福岛的事故，人们普遍得知了核问题的严重性。我想通过近年发生的事件，将其严重性告诉他人。（广岛县、69岁以下女性）
◆日本人是否真的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战争、被爆、核电站事故、所有发生的事都仿佛从未发生。放射线的恐怖也被忘却了，如今政府在考虑使核电站重新运作。如果生活富裕、便利，但伴随着危险，那我情愿过得贫穷、不便利。（长野县、70岁年龄段男性）
◆当考虑到资源绝对不足的时候，就不能一味高谈“零核电站”或是理想论。也许年轻一代对于原爆的悲惨程度没有切实的感受，但对于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恐怖应该记忆犹新。我期待着大家通过交流，对核能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东京都、70岁年龄段男性)
◆我曾经想象过人类由于遭到放射线袭击而灭绝。但是我更愿意相信，人类越是面对严峻的状况，越是能够发挥出克服艰险的智慧并顺利渡过难关。我想在余下的生命中，能够为推动人们朝着克服困难的方向前进而做出贡献。（东京都、80岁年龄段男性）
◆直到如今，核武器都一直存在着，而核发电也一直存在于自己的身边。我希望年轻一辈能够将现状当作自己的问题看待，并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广岛县、80岁年龄段女性）
被爆者
对于自己走过的路 予以重新审视
原爆与核发电 都无法予以绝对掌控
福岛在住 星埜先生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将近3年，在星埜先生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65千米的家中开始了“清除放射污染”的工作。整个作业首先从房顶开始，共历时半年。接下去将对庭院的表层土壤进行同样的作业。时至今日，清除放射污染的工作还在星埜先生家的周围缓慢展着。 对此，居住在福岛市内的被爆者星埜惇先生嘟囔道：“说实话，这不禁使我想问，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但是，如此耗时的作业正说明了污染面积之广及其严重性。在发生事故的核电站、应对核污染水的措施迟迟得不到进展，废弃核反应炉的工程也遭到了延后。如今，周围的避难指示区域依旧高达十个市町村，约一千平方公里。
对此，星埜先生说道：“这是一场无法补救的灾难。特别是当我想起那些被迫离开土生土长之地的人们时，感到十分难受。”星埜先生作为福岛县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协议会的事务局局长，在地震与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为确认将近70名会员的下落而费尽苦心。他说：“如今，有些人移居到了县外，还有些人由于无法回到原来的家中居住而仍然在避难处生活。如果将范围扩大至被爆者以外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还是处于这种情况呢。”
星埜先生从东京大学农学部毕业之后，在福岛大学从事教育工作。他作为农业经济专家，曾一度担任福岛大学的校长。由于调查需要，星埜先生一直游走于福岛的农村、渔村之间，而深知人们对于由祖先代代传承下来的土地的喜爱。正是由于这点，他才对此次罪孽深重的事故痛彻心扉。
对此，他表示：“原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人都从事着核发电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在被爆者运动中不太主张摆脱核发电。但是今非昔比，我必须如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星埜先生的老家在吴市。70年前的8月6日早晨，他正坐在驶离广岛市，开往吴市的列车内。他说原爆当时，有一道“青光”透过车窗照射进来。在广站（位于吴市）下车后，他回头望去，只见一朵蘑菇云冲上云霄。那时的星埜先生只有17岁，就读于旧制广岛高中1年级。
他一直记得从原爆之后的第二天早晨开始，为了救援而奔走于广岛市内的场景。那时，星埜先生将一名面部已经炭化的同学带回寮中，而他能够做的，仅仅是用水润湿那名同学的嘴唇而已。星埜先生怀着切身的感受说道：“虽然这与目前福岛的景象不同，但根源同样为原子能。”接着他又表示：“无论是原爆还是核发电，都不是人类能够完全控制的产物。”
存不存在伦理问题 出自学者的疑问
佐野先生，居住于东京
居住于东京都三鹰市的佐野博敏先生（现年86岁）是一名放射化学专家，主要从事放射性元素化学转变的研究。佐野先生参与过面向大学生的教科书编写工作，一直以来，他都在原子能产业的基础研究领域做着贡献。
据佐野先生说，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他的心中便一直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核发电在伦理上，难道不存在问题吗？”他与星埜惇先生同龄，并且都是广岛的被爆者。对此，他说道：“如今我和他的想法相同。”
佐野先生曾在东京都立大学（现首都东京大学）任教，并担任过校长。邀请佐野先生到东京都立大学任教的是东京大学理学部的晚辈、以反对核发电闻名的独立学者故高木仁三郎先生。然而，“我与高木先生保持了距离。” 佐野先生说道。这是因为对核发电两者的观点并不一样，佐野先生认为“只要妥善封闭核物质，便可以使其安全地为人类做出贡献。”他对对于日本的技术实力抱有极大信心。
在福岛发生事故之后，佐野先生对此产生了疑问。他说：“我的疑问并不是针对技术实力。即便拥有技术，人类还是会失败。然而，核发电的失败可以被挽回吗？”如今，佐野先生将他的想法通过被爆者团体的集会以及《会报》，率直地传达给了大家。他补充道：“曾经在我自己心中一直存在着安全神话。”
在美国投放原子弹的第二天早晨，佐野先生为了寻找母亲的下落而从大竹市内的战时劳动场所进入了广岛市的街道。在连续5天徒步穿梭于化为一片焦土的街道之后，他终于在广岛县坂町的救援所与母亲重逢。对于从广岛工业专门学校毕业之后选择进入东京大学学习放射化学的原因，他如此说道：“因为我想弄明白原爆的真正面目。”据说，当他把专业告诉母亲时，母亲哀声叹气地说道：“选什么不好，偏偏选这个。”
1954年，佐野先生正在东京大学读研究生。同年，发生了第五福龙丸事件。当时，佐野先生特地上到研究室的屋顶，到处收集含有放射能的雨水。对此，他说道：“虽然如今回想起来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作为研究素材却十分珍贵。”铯137、锶90……诸如此类的放射性元素名称，当时经常出现于人们的日常会话。佐野先生以严峻的表情说道：“那样的时代又再次到来，并且比上次持续的时间更为长久。”
佐野先生继续说道：“人类无法将核物质完全封闭。如果要将核污染完全无害化，需要好几万年的时间。所以这在伦理上是绝不允许的。并且应当杜绝其发生的可能性。”这是佐野先生以广岛为出发点，毕生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采访东京经济大学藤原修教授
如何克服三番两次的“失败”
东京经济大学藤原修教授对于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等日本和平运动史十分了解。为了得知发生在被爆国日本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带给了以废除核武器为目标的运动以及舆论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藤原教授进行了采访。
记者:距离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已经过了近四个年头。您认为此次事故给被爆国日本的舆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藤原教授：日本作为世界仅有的几个核发电大国之一，至今为止，一直在向全世界呼吁废除核武器，难道这不矛盾吗？对此，福岛的事故为国民提供了一个重新考虑的契机。此外，与原爆带来的损失、被爆者的问题受到的关注程度相比，从事核发电的劳动者所遭到的被爆情况等是否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这也值得我们反思。
但是，呼吁废除核武器，需要以和平为理念的全国人民合意作为基础。这在理念以及本质上与摆脱核发电有所不同。我认为需要付出相应的觉悟与努力才能够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记者：此次事故是否再次向人们提出了“核能是否能够与人类共存”的共通命题？
藤原教授：在这里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由于第五福龙丸号的受害以及紧接着的“放射线鲔鱼”问题，初期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十分轰轰烈烈。当时，敏锐地意识到禁止使用原子弹氢弹的问题牵涉的人数十分广泛，并且知道此事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福岛的事故同样与食品安全以及能源等日常生活问题密切相关。
如今，核武器已经被认为是战争的手段之一，并且是非人道的。此次的重大事故，使人们怀疑包括了“和平利用”在内的原子能本身是否超越了人类社会的控制。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人类与核能”两方都遭到了质问。
记者：如今福岛的事态正是发生在被爆国日本，对此您作何理解？
藤原教授：我认为，战后的日本，摒弃了军国主义以及非科学神话，作为一个发展和平、民主主义以及科学技术的国家一路走来。但此次福岛的事故被指达到了史上最恶劣的等级，这与之前的战争同样，日本又再次犯下了绝对不能再犯的错误。
由于“不败神话”，所以日本没有停止战争，而为广岛与长崎招致了悲剧。由于“安全神话”，日本无法摆脱对核发电的依存，而为福岛招致了悲剧。从这两点上来看，这与日本社会排除、打压异议的弱点从根本上是相同的。包括一心将精力投入坚持非核政策与保护和平宪法的运动现场在内，我们应该如何克服这种现象？我认为，重筑民主主义将成为关键。
藤原修 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后在东京大学担任助手、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特别研究员等。2007年至今，任职东京经济大学教授。著有《当今何谓平和？》等论著
（刊登于2015年1月31日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