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岛的反思 被爆70周年” 迈向核武器废除的下一步 总集篇 <上>
九. 30, 2015
距离核武器被投入实战已经过了70个年头。如今，国际社会对于核武器非人道性的认识正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这归功于被爆者们长期不断的呼吁。在这些被爆者中，有些受到了身体机能的损害，有些深受健康问题的困扰，还有些被夺去了家人的生命。
然而，目前地球上仍然有高达1万6千枚左右的核武器存在。而某些核保有国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帜，并将其存在视为王牌。
连载专题“来自广岛的反思”对于阻碍核武器废除的国内外的“壁垒”进行了详细考察。在连载进入尾声之际，本专题将介绍以问卷方式收集到的国内外被爆者以及高中生的意见，并对上述现象提出解决方法。（道面雅量、金崎由美、田中美千子、山本庆一朗）
在美国美利坚大学进行的原爆展览会场内，一位男性在“原爆之图”前方低垂着头，眼里泛着泪光。这名男性名叫吉尔•罗森伯格（现年94岁），是一名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军人。而在他跟前的画名为“美军俘虏之死”。画中描绘出了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机机组人员在当时的拘留处——广岛遭到原爆的情景。
罗森伯格先生在战争中被编入了天宁岛的雷达部队。当时，位于太平洋的天宁岛正是美军与旧日军的激战区域。凝视作品，一番沉思之后，他情绪高涨地说道：“如果我被捕的话也许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使原子弹投放正当化
在记者询问了投放原子弹的决定是否正确后，罗森伯格先生高声说道：“当时日本对中国做出了许多残暴举动，不是吗？”但另一方面，他在会场聆听了被爆者们的悲惨证言后，不禁露出一丝困惑。对此，他在一番长思之后表示道：“我不明白为何美国也向长崎投放了原子弹，日本应该早点投降。”
在至今为止的采访中可以反复听到诸如此类的意见：“原爆使亚洲各国从日本的侵略中得以解脱。”“美军如果登陆日本作战的话，应该能够拯救更多已经逝去的生命。”这些认为原子弹投放属于正当行为的意见对于记者来说便犹如反复“碰壁”。这种观念在美国的退伍军人之间特别根深蒂固。
但是，这些人眼中的“原爆神话”可以说是建立在忽略原爆非人道性的基础之上的。20年前，当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被爆资料展示计划遭遇问题之际，原本预定由广岛借给博物馆展出的“烧焦的便当盒”，早早地从展示单里被删去了。
原爆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而其中同样包括着许多天真烂漫的学童。“烧焦的便当盒”便是证明其非人道性的有力证据。根据当时展出单位相关人员的证言，主办方认为便当盒这件看似不起眼的资料，实质上会对原爆神话造成极大的冲击，所以才拒绝将其进行展出。而本次展览中，这个属于渡边玲子的便当盒，将以复制品的形式进行展出。
关于核武器非人道性的讨论，如今已成为核不扩散条约（NPT）审议会议及一些其他相关会议中不可避免的环节。这对于核武器保有国以及对核威慑力存有依赖的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而为了使这样的趋势能够继续增强并扩大，应当将被爆地呼吁之“非人道性”的定义更加具体地表述给世人。
核武器的非人道性不仅体现在“瞬间”对大量市民进行无差别杀伤之上，还体现在通过放射线伤害人体的遗传因子并对其身体造成常年影响。被爆10年后出现相关症状的佐佐木祯子女士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原爆症认定的诉讼还在接连不断地上演。这也说明了被爆者们即使在70年之后，仍依旧遭受着健康问题的困扰。此外，我们还无法断定原爆否会影响对今后的世代。
但是在日本国内也有一些人态度坚决地认为：“东京和大阪同样由于受到空袭而出现了众多牺牲者，为何世间总将目光聚焦于广岛和长崎呢？”这表明，时至今日，并非所有人都对核武器的特质有着充分了解。
站在民众立场考虑
5月22日，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的NPT审查会议拉下了帷幕。在为期4周的会议最后一天上演了这样一幕：当初写入最终申明草案中的“希望全球各国领导人访问广岛与长崎两地”一文由于遭到反对而被删去。
会议期间，日本向外界呼吁：“希望各国领导人能够亲眼见证一下核武器给日本带来的非人道性的结果。”对此，中国主张道：“日本正努力将自身描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国。”与中国持相同态度的还有韩国。面对日方发自内心的呼吁，中韩双方打出了历史认识的政治牌并将其偷换成了外交问题。对于被爆地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
“韩国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救助市民会”广岛支部部长丰永惠三郎先生（现年79岁）与中国和台湾的被爆者交流至今。对于上述问题，他指出：“以国家的范畴来考虑自身属于受害国还是加害国根本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一旦战争打响，卷入其中的所有国家既是受害方，也是加害方。而成为牺牲品的便是民众。我认为在看待原爆受害的问题上，不应该以国家的角度而是站在民众的角度进行考虑，并积极向前迈进是十分关键的。”
在此，希望被爆地的呼吁能够拥有更强的影响力。被爆者们在讲述自己的心声时，往往会说道：“不愿再让任何人遭受到这样的痛苦。”此时，话语中的“任何人”不分国界。
为了代替高龄化的被爆者们讲述被爆体验，广岛市于2012年度启动了“传承者”的培养计划。今年春天，50名第一届毕业生正式亮相于国立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追悼和平祈念馆（位于广岛市中区），并在那里开始了证言活动。
去年11月，被爆者松岛圭次郎先生逝世，享年85岁。本月中旬，作为传承者之一的水野隆则先生（现年57岁，居住于安佐北区）讲述了松岛先生的被爆体验。当时，松岛先生虽然目睹了外表仿佛幽灵一般的避难人员组成的队伍，并从熊熊燃烧的市街感到了“广岛之死”，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相信“神国日本”不会战败……而水野先生的讲述中也涵盖了这些内容。对此，他说道：“真希望松岛先生能够亲自听一下。”
接着水野先生又补充道：“我收到了松岛先生留给我的遗言。他对我说：‘拜托你了啊。’”于是水野先生决定在讲述时用心对待每一句话，并发誓将松岛先生的被爆体验传承下去。松岛先生曾在中学担任英语教师，而作为他学生之一的中川恭子女士（现年62岁，居住于广岛市南区）为了听取水野先生的讲述而在此前到访了祈念馆。对此，中川女士表示：“中学时代并没有从老师的口中听说过他的被爆体验。也许是因为当时那段记忆还太过鲜明，说出来的话会十分痛苦吧。”但是通过水野先生的讲述，中川女士得以了解了松岛先生的感受。
传承者们在受到市里的委托之后，原则上需要花3年时间向被爆者取经。而广岛市至今为止已经委托了32名被爆者担任指导工作。但是，除了像松岛先生一样不幸去世的指导人员存在之外，还有的被爆者因体力不支而中止了指导传承者的工作。
日本全国持有被爆者健康手册的对象平均年龄约为80岁。总有一天，我们将无法聆听他们亲口讲述那些证言。而这堵岁月之“墙”正在一步一步逼近。我们应当如何冲破这面墙壁的阻隔，将被爆者们的心声传承下去呢？这个传承者们如今面临的课题，同时也向身处核时代的每一个人提出了疑问。
据说水野先生之所以应征了招募，是由于在家中照料母亲时受到了其变化的影响。对此，他说道：“母亲以前从来不对我说家人的被爆体验，但如今却突然开始了讲述。应该是对此有所牵挂吧。”
水野先生的外婆在33岁时遭到了被爆。事发当时，她由于受到战时动员而正在进行建筑物的拆迁工作。原爆发生后，外婆的遗骨并没有被找到，只不过有目击情报称她“带着微弱的气息被搬上了卡车。”战后，虽然一枚勋章被送至了母亲处，但母亲却把它放进了仓库，之后便从来没有拿出来看过。
自身同为一名被爆者的母亲，对水野先生如此说道：“真不甘心啊，你能做些什么吗？”那时，母亲首次向他说明了勋章的存在。
水野先生说道：“有许多被爆者想对他人诉说，却无法做到。如今有无数的声音就这样被一直埋没着。既然如此，我想帮助已经公诸于世的声音尽可能得到传扬。”但是，水野先生深知作为传承者的自己在替代松岛先生讲述时，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着表达的界限。在讲述证言时，他还会同时叙说自己家人的故事。
松岛先生在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此说道：
“被爆者总有一天会从世界上消失。而你完全可以向别人这样讲述：‘虽然我是听说的，原爆是这样一回事，好像这样的悲惨。’谁都可以成为传承者，我们也必须使每个人都传承这段历史。”
70年以来，各种手记以及影像等记录被爆体验的资料得到了很好的积累。而在原爆资料馆、追悼和平祈念馆、各地的图书馆等许多场所，都可以接触到被爆者那“曾经的心声”。
结交朋友是近道
广岛被爆者田中稔子（现年76岁）
为了配合核不扩散条约（NPT）审议会议的召开，纽约的非政府组织（NGO）于上月邀请田中女士在当地高中进行了被爆证言。这是田中女士第10次来到美国参与这样的活动。虽然对审议会议中各国的意见分歧感到失望，但田中女士却因此燃起了斗志。她表示防止核战争并将核武器导向废除的责任在于每个市民。
田中女士表示虽然可能会被认为过于天真，但是她通过证言活动不断感到直接与他人对话，超越国界结交友人是十分重要的。在美国投下原子弹时，担任总统的杜鲁门的孙辈以及当时搭载原子弹的飞机机组人员的孙辈都和田中女士见过面并成为了朋友。田中女士认为，如果想到将要在朋友的上空投下原子弹，脑海中还浮现出友人的脸庞时，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她表示自己的想法虽然非常朴素，但是却十分切实。而这将会成为制止核武器以及战争发生的力量。
从2008年起，田中女士便认真致力于海外的证言活动。她坐上了NGO的和平之船开始周游世界，在到访南美时，她对委内瑞拉的政府要员进行自我介绍道：“我来自广岛，是一名被爆者。”之后，那名要员对她说道：“请介绍一下你的被爆体验。在这里除了你没有别人能够做到了。”在此之前，田中女士一直想“忘却此事”，但那一番话使她感到茅塞顿开。
此外，田中女士还说她无法忘却5年前在美国的经历。那时，她遇到了一名憎恶以色列以及美国的巴勒斯坦留学生。他向田中女士提问道:“日本由于原爆而遭受了那样的苦难，为什么还能和美国人成为朋友？”田中女士回答道：“总要在何处将憎恨的锁链斩断才行。”之后，那名巴勒斯坦留学生虽然没有予以肯定，但他回应道：“我会试着考虑的。”
以互联网为首，年轻一代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跨越国界进行对话、交友。希望年轻人们能够率直地说出自己对于核武器以及战争的看法。也许那种朋友之间的对话能够促使核武器禁止条约早日生效。
田中稔子
1938年出生于广岛市中区。之后，田中女士随家人搬至东区牛田（距离爆炸中心2.3千米）并在那里遭到了原爆袭击。如今，作为一名搪瓷艺术家的她通过作品表达出自己对于和平的期望。
“绝不重演”的信念是关键
九州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直野章子女士（现年43岁）
毫无疑问，直接聆听被爆者的证言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观点认为被爆体验就像一件被爆者的“持有物品”，希望尽快将它继承下来。我对此稍感疑惑。虽然有些部分只有经历过原爆的人才能够理解，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也有些部分是那些没有经历过原爆的人才能够表达和体会的。我认为被爆体验是双方共同努力下的结晶。
当说起“被爆体验的传承”时，其所指的并不是体验本身，而是一种“不愿再让任何人遭受此类苦难”的信念。这种信念是由战后的被爆者运动以及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运动中，社会工作者、运动参与者、记者和学生“同志”们一起创造出的产物。之所以能够对原爆进行证言是因为有理解者存在。于是，被爆体验逐渐形成为一种信念。
此外，那些自身虽然没有遭遇到原爆袭击，但是却因此失去父母的儿童，或是品尝到丧子之痛的父母也属于受到了原爆的加害。而被爆者运动的形成正是建立在所有这些体验之上的结果。换言之，被爆体验也是一种与死者共同创造出的产物。如今正在进行证言活动的主力军们，被爆时都还处于参加战时动员的学生时代。难以想象对于失去大半学友的他们来说，幸存下来的内疚感有多么的深重。其中经历岁月沧桑，与死者长年“对话”之后，终于开口讲述那段经历的人们不在少数。
此外，那些传承被爆体验的人们如果表露出只有自身才具备谈论和平的资格，那么这种带有特权性质的姿态想必会招致排斥。我认为，重要的是向他人传承证言者是如何得出“希望他人不要遭受与自己相同的苦难”这一结论的。
遗憾的是，核时代还将持续下去。正因如此，被爆体验作为一种信念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相信，人们能够跨越世代以及国境的阻碍将这种信念继续传承下去。
直野章子
1972年生于兵库县西宫市。1995年，就读于美国美利坚大学的直野女士为了在同大学举办的原爆展览而四处奔走。2005年至今任现职。著有《与<原爆之画>的相遇》等。
理论与感情，同时运用将使被爆体验具有普遍性
长崎大学原校长 土山秀夫先生（现年90岁）
面对美国的“原爆神话”，被爆地进行呼吁之际总会有“碰壁”之感。即便历史学家发掘出了将其否定的新史料，美国的退伍军人们在感情上也总是很难接受。这使他们感到胜利的荣光遭到了抹黑。但是，并非只有美国出于内疚而倾向于否定国家所犯下的暴行。
在亚洲，认为“原爆从日本的支配下解放了各国”的想法根深蒂固，而被爆者们长年以来都在直面这一问题。我记得在某座谈会上，一位新加坡的研究者做出了如下发言：“日本国内一直存有否认日本进行过亚洲侵略的势力。仅讲述日方被害是无法获得亚洲他国认同的。”这位研究者的观点与美国退伍军人的感受一致。 我本人作为经历过战争的被爆者之一，曾经也有讲述过那段往事。在经受了残酷体验的被爆者中，有不少人对美国怀恨在心并呼吁进行复仇。但是随着日本在亚洲的行径逐渐明了，被爆者们因此受到冲击并发出感叹：“我们原来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正是由于他们经受了残酷的体验，所以才能理解他人的痛楚。 处于“受害”与“加害”的纠葛之中，被爆者们将自己的报复心理转变成了废除核武器这一具有普遍性的诉求。我认为，这样的心境变化使诉求的质量得到了提高并扩大了国际间的共鸣。
为了传播被爆体验，单靠说理或单靠情感攻势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将这两个要素看作车的两轮，在传播时同时运用。那样的话，才能使被爆体验具有普遍性并直达人心。
我期待着日本能够在今后培养出传承被爆者思想的年轻一代。如果日本的年轻人与亚洲他国的年轻人们交流时，应该会直面围绕历史问题的严峻对话吧。而邂逅不同观念并互相倾听是十分重要的。
土山秀夫
1925年生于长崎。在长崎市遭到原爆袭击。1988年至1992年担任长崎大学校长。现任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委员之一兼长崎和平宣言起草委员。专业领域为病理学。
年轻一代同样意识到传承的意义
在本专题连载期间，共对全国被爆者（1月1日刊）海外被爆者（4月11日刊）以及日本高中生（5月9日刊）进行了3次问卷调查。3次调查都以被爆体验的继承为主题展开。在比较了统计结果之后，让我们再次审视被爆70周年之际的现状与课题。
“为了将被爆体验传承下去，你认为采取何种行动会带来积极效果？”
在这一题中，国内外的被爆者面对的选项几乎相同，最多可选三项。其中双方选择人数同为最多的是“积极开展和平教育”，国内占45.7%，海外占44.5%。这比排在二三位的“使家人继承被爆记忆”和“充实资料馆等设施中收藏的记录”所占的百分比高出许多。从中应当可以看出，被爆者们希望尽可能使更多的孩子们能够继承被爆体验并构建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
在面向高中生的调查问卷中，也显示出了与此相呼应的结果。面对被爆体验是否能够对防止核战争和世界和平造成影响这一问题，高达90.4%的日本学生和72.1%的美国学生给出了肯定的意见。而面对同样的问题，有80.4%的日本被爆者和70.9%的海外被爆者给出了肯定答复。相较之下，学生的比例要稍高一筹。虽然本次问卷调查是针对特定高中而开展的，但可以说年轻一代深知了解被爆体验的意义所在。
那么，被爆者们在实际生活中传承被爆体验的情况如何呢？对此，有74.4%的国内被爆者和63.7%的海外被爆者表示，曾以口述或是写手记等形式向他人传承过自己的体验。而在传承对象的多项选择题中，有70%的国内被爆者和76.6%的海外被爆者选择了“曾经对子女或孙辈讲述过”。这在所有选项中占压倒性的多数。此外，有35.7%的国内被爆者“曾经在和平运动等集会上进行过证言”，30.8%的人“曾经在学校或修学旅行的学生面前讲述过”。与此相对，“在集会上进行过证言”的海外被爆者占18.5%，“在学校讲述过”的人占11.7%。
而有22.7%的国内被爆者和34.4%的海外被爆者甚至对家人都没有讲述过自己的体验。针对上述问题的原因，国内被爆者在多项选择中给出的前三位选项分别为 “没有遇到合适的讲述时机”、 “不可能对他人讲述”和“唤起那段记忆会感到十分痛苦”。这三个选项分别占到回答总数的23.9%、21.6%和20.5%。而海外被爆者中，选择“唤起那段记忆会感到十分痛苦”的人占31.5%，为所有选项中最多。紧列其后的是“不可能对他人讲述”和“担心招致差别对待”，分别占22.4%和19.6%。
考虑到那些回答了问卷调查的被爆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积极性高的一类人，没有讲述过体验的，或是无法开口讲述的被爆者有可能比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数值更多。回答者们对于和平教育的期待之高可以看作是他们希望告诉孩子们那一天所发生的事并祈求悲剧不再重演的反映。 对于那些“被埋没的声音”，我们更需要通过想象力与实际努力来进行发掘。
《被爆70周年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1526名国内被爆者、416名海外被爆者和749名日美两国的高中生的回答。
海外被爆者中，191人来自韩国，170人来自美国，11人来自加拿大、38人来自巴西、5人来自阿根廷、1人来自巴拉圭。
而协助调查的日美两国的高中生中，350人来自基町高中（位于广岛市中区）、227人来自法政大学附属高中（位于东京都三鹰市）、172人来自史岱文森高中（位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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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广岛和平文化中心理事长小沟泰义氏
小沟泰义先生作为广岛和平文化中心理事长，负责掌管原爆资料馆的运营等工作。同时，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原外交官，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工作。怀着如何将废除核武器的呼吁传递给世界，如何使下一世代继承被爆体验的疑问，记者对小沟先生进行了采访。
问：今年是您担任理事长的第三年。在负责传递被爆地的呼吁过程中，您内心对此持有何种看法？
答：广岛的呼吁起源于超绝想象的悲剧，凝结出“希望任何人都不再重演”的愿望。这是一条面向未来的珍贵信息。如果毫无保留地对“核威慑力”进行说明的话，它就是建立在无差别大量屠杀威胁之上的安全保障。废除核武器的想法才符合市民社会的常识，我们必须将其纳入世界的常识之中。
问：但是，事实上那样的呼吁很难被国际社会接受。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阻碍？
答：核武器凝聚了巨大的特权。想要在国际社会中握有强大权力的保有国面前提出抗议并非易事。 但如今的状况正在逐渐转变。比如在4、5月份，核不扩散条约（NPT）审议会议召开之际，联合国本部大楼举办了原爆展。本次展览中，鲜活记录下了人体损害的照片得到了展示。而在5年前的展览中，这些照片被拒绝展出。此外，一直坚信“原爆神话”并认为原子弹投放属于正当行为的美国首都如今也正在进行被爆资料以及“原爆之图”的展示。虽然被爆地的呼吁在传播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声势浩大的架势，但确实在稳步扩大着范围。
问：至今为止，您在外交场合与被爆地有过什么接触吗？
答：1987年至1991年，我首次来到位于维也纳的IAEA工作。在赴任前，我访问了广岛并与被爆者进行了对话。由于当时正处于主宰世界核局势的美苏两国冷战的尾声阶段，所以在职场上提起广岛与长崎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1997年至2002年，我作为巴拉迪总干事的特别助理第二次前往IAEA工作。1999年巴拉迪先生造访广岛，而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之后，他说道：“希望在维也纳由IAEA主办一场原爆展。”为此，担任助理的我四处奔走并将其化为了现实。不过为了避免核保有国提出抗议，展览将“针对核不扩散进行普及教育”作为了借口。而那也是当时国际社会的现实。
问：对于被爆体验的继承课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答：虽然被爆者的高龄化问题无法避免，但是被爆体验并非只有被爆者自身才能够传承。美国作家约翰•赫西于1946年完成的《广岛》就是一个例子。战争中，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是一种“死不足惜的存在”。但此书却让美国人感到自己在人道方面犯下了大错。
被爆者本人的证言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但是原爆带来的损害残酷至极，所以决不能使其重演才是呼吁的核心部分。而这一部分是被爆者以外的所有人都能够传承的。重要的是运用适当的方法将其传承至对方的内心。
问：您同时还担任着和平首长会议的总干事。可否请您介绍一下今后会议的计划？
答：如今，会议拥有超过160个国家，6700个地方都市的加盟。它不排斥核武器保有国的城市加盟，是一项包容力很强的运动。我认为，目前会议的架构十分出色。它超越了敌我双方的概念，以同为人类的角度来对抗核理论。今后，会议也将尽最大可能利用加盟都市间的纽带，将广岛发出的呼吁不断扩散出去。
小沟泰义
1948年生于千叶县松户市。1970年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先后两次调任IAEA，获IAEA贡献奖。此外还担任过维也纳国际机关代表部大使和驻科威特大使等职。2013年起至今任现职。
（刊登于2015年6月20日晨报）
然而，目前地球上仍然有高达1万6千枚左右的核武器存在。而某些核保有国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帜，并将其存在视为王牌。
连载专题“来自广岛的反思”对于阻碍核武器废除的国内外的“壁垒”进行了详细考察。在连载进入尾声之际，本专题将介绍以问卷方式收集到的国内外被爆者以及高中生的意见，并对上述现象提出解决方法。（道面雅量、金崎由美、田中美千子、山本庆一朗）
■ 使非人道性的含义具体化，历经岁月仍旧持续的苦恼
在美国美利坚大学进行的原爆展览会场内，一位男性在“原爆之图”前方低垂着头，眼里泛着泪光。这名男性名叫吉尔•罗森伯格（现年94岁），是一名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军人。而在他跟前的画名为“美军俘虏之死”。画中描绘出了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机机组人员在当时的拘留处——广岛遭到原爆的情景。
罗森伯格先生在战争中被编入了天宁岛的雷达部队。当时，位于太平洋的天宁岛正是美军与旧日军的激战区域。凝视作品，一番沉思之后，他情绪高涨地说道：“如果我被捕的话也许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使原子弹投放正当化
在记者询问了投放原子弹的决定是否正确后，罗森伯格先生高声说道：“当时日本对中国做出了许多残暴举动，不是吗？”但另一方面，他在会场聆听了被爆者们的悲惨证言后，不禁露出一丝困惑。对此，他在一番长思之后表示道：“我不明白为何美国也向长崎投放了原子弹，日本应该早点投降。”
在至今为止的采访中可以反复听到诸如此类的意见：“原爆使亚洲各国从日本的侵略中得以解脱。”“美军如果登陆日本作战的话，应该能够拯救更多已经逝去的生命。”这些认为原子弹投放属于正当行为的意见对于记者来说便犹如反复“碰壁”。这种观念在美国的退伍军人之间特别根深蒂固。
但是，这些人眼中的“原爆神话”可以说是建立在忽略原爆非人道性的基础之上的。20年前，当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被爆资料展示计划遭遇问题之际，原本预定由广岛借给博物馆展出的“烧焦的便当盒”，早早地从展示单里被删去了。
原爆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而其中同样包括着许多天真烂漫的学童。“烧焦的便当盒”便是证明其非人道性的有力证据。根据当时展出单位相关人员的证言，主办方认为便当盒这件看似不起眼的资料，实质上会对原爆神话造成极大的冲击，所以才拒绝将其进行展出。而本次展览中，这个属于渡边玲子的便当盒，将以复制品的形式进行展出。
关于核武器非人道性的讨论，如今已成为核不扩散条约（NPT）审议会议及一些其他相关会议中不可避免的环节。这对于核武器保有国以及对核威慑力存有依赖的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而为了使这样的趋势能够继续增强并扩大，应当将被爆地呼吁之“非人道性”的定义更加具体地表述给世人。
核武器的非人道性不仅体现在“瞬间”对大量市民进行无差别杀伤之上，还体现在通过放射线伤害人体的遗传因子并对其身体造成常年影响。被爆10年后出现相关症状的佐佐木祯子女士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原爆症认定的诉讼还在接连不断地上演。这也说明了被爆者们即使在70年之后，仍依旧遭受着健康问题的困扰。此外，我们还无法断定原爆否会影响对今后的世代。
但是在日本国内也有一些人态度坚决地认为：“东京和大阪同样由于受到空袭而出现了众多牺牲者，为何世间总将目光聚焦于广岛和长崎呢？”这表明，时至今日，并非所有人都对核武器的特质有着充分了解。
站在民众立场考虑
5月22日，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的NPT审查会议拉下了帷幕。在为期4周的会议最后一天上演了这样一幕：当初写入最终申明草案中的“希望全球各国领导人访问广岛与长崎两地”一文由于遭到反对而被删去。
会议期间，日本向外界呼吁：“希望各国领导人能够亲眼见证一下核武器给日本带来的非人道性的结果。”对此，中国主张道：“日本正努力将自身描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国。”与中国持相同态度的还有韩国。面对日方发自内心的呼吁，中韩双方打出了历史认识的政治牌并将其偷换成了外交问题。对于被爆地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
“韩国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救助市民会”广岛支部部长丰永惠三郎先生（现年79岁）与中国和台湾的被爆者交流至今。对于上述问题，他指出：“以国家的范畴来考虑自身属于受害国还是加害国根本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一旦战争打响，卷入其中的所有国家既是受害方，也是加害方。而成为牺牲品的便是民众。我认为在看待原爆受害的问题上，不应该以国家的角度而是站在民众的角度进行考虑，并积极向前迈进是十分关键的。”
在此，希望被爆地的呼吁能够拥有更强的影响力。被爆者们在讲述自己的心声时，往往会说道：“不愿再让任何人遭受到这样的痛苦。”此时，话语中的“任何人”不分国界。
■ 扩大传承者的视野，代替当事人继续讲述
为了代替高龄化的被爆者们讲述被爆体验，广岛市于2012年度启动了“传承者”的培养计划。今年春天，50名第一届毕业生正式亮相于国立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追悼和平祈念馆（位于广岛市中区），并在那里开始了证言活动。
去年11月，被爆者松岛圭次郎先生逝世，享年85岁。本月中旬，作为传承者之一的水野隆则先生（现年57岁，居住于安佐北区）讲述了松岛先生的被爆体验。当时，松岛先生虽然目睹了外表仿佛幽灵一般的避难人员组成的队伍，并从熊熊燃烧的市街感到了“广岛之死”，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相信“神国日本”不会战败……而水野先生的讲述中也涵盖了这些内容。对此，他说道：“真希望松岛先生能够亲自听一下。”
接着水野先生又补充道：“我收到了松岛先生留给我的遗言。他对我说：‘拜托你了啊。’”于是水野先生决定在讲述时用心对待每一句话，并发誓将松岛先生的被爆体验传承下去。松岛先生曾在中学担任英语教师，而作为他学生之一的中川恭子女士（现年62岁，居住于广岛市南区）为了听取水野先生的讲述而在此前到访了祈念馆。对此，中川女士表示：“中学时代并没有从老师的口中听说过他的被爆体验。也许是因为当时那段记忆还太过鲜明，说出来的话会十分痛苦吧。”但是通过水野先生的讲述，中川女士得以了解了松岛先生的感受。
传承者们在受到市里的委托之后，原则上需要花3年时间向被爆者取经。而广岛市至今为止已经委托了32名被爆者担任指导工作。但是，除了像松岛先生一样不幸去世的指导人员存在之外，还有的被爆者因体力不支而中止了指导传承者的工作。
日本全国持有被爆者健康手册的对象平均年龄约为80岁。总有一天，我们将无法聆听他们亲口讲述那些证言。而这堵岁月之“墙”正在一步一步逼近。我们应当如何冲破这面墙壁的阻隔，将被爆者们的心声传承下去呢？这个传承者们如今面临的课题，同时也向身处核时代的每一个人提出了疑问。
据说水野先生之所以应征了招募，是由于在家中照料母亲时受到了其变化的影响。对此，他说道：“母亲以前从来不对我说家人的被爆体验，但如今却突然开始了讲述。应该是对此有所牵挂吧。”
水野先生的外婆在33岁时遭到了被爆。事发当时，她由于受到战时动员而正在进行建筑物的拆迁工作。原爆发生后，外婆的遗骨并没有被找到，只不过有目击情报称她“带着微弱的气息被搬上了卡车。”战后，虽然一枚勋章被送至了母亲处，但母亲却把它放进了仓库，之后便从来没有拿出来看过。
自身同为一名被爆者的母亲，对水野先生如此说道：“真不甘心啊，你能做些什么吗？”那时，母亲首次向他说明了勋章的存在。
水野先生说道：“有许多被爆者想对他人诉说，却无法做到。如今有无数的声音就这样被一直埋没着。既然如此，我想帮助已经公诸于世的声音尽可能得到传扬。”但是，水野先生深知作为传承者的自己在替代松岛先生讲述时，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着表达的界限。在讲述证言时，他还会同时叙说自己家人的故事。
松岛先生在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此说道：
“被爆者总有一天会从世界上消失。而你完全可以向别人这样讲述：‘虽然我是听说的，原爆是这样一回事，好像这样的悲惨。’谁都可以成为传承者，我们也必须使每个人都传承这段历史。”
70年以来，各种手记以及影像等记录被爆体验的资料得到了很好的积累。而在原爆资料馆、追悼和平祈念馆、各地的图书馆等许多场所，都可以接触到被爆者那“曾经的心声”。
■ 我的提案
结交朋友是近道
广岛被爆者田中稔子（现年76岁）
为了配合核不扩散条约（NPT）审议会议的召开，纽约的非政府组织（NGO）于上月邀请田中女士在当地高中进行了被爆证言。这是田中女士第10次来到美国参与这样的活动。虽然对审议会议中各国的意见分歧感到失望，但田中女士却因此燃起了斗志。她表示防止核战争并将核武器导向废除的责任在于每个市民。
田中女士表示虽然可能会被认为过于天真，但是她通过证言活动不断感到直接与他人对话，超越国界结交友人是十分重要的。在美国投下原子弹时，担任总统的杜鲁门的孙辈以及当时搭载原子弹的飞机机组人员的孙辈都和田中女士见过面并成为了朋友。田中女士认为，如果想到将要在朋友的上空投下原子弹，脑海中还浮现出友人的脸庞时，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她表示自己的想法虽然非常朴素，但是却十分切实。而这将会成为制止核武器以及战争发生的力量。
从2008年起，田中女士便认真致力于海外的证言活动。她坐上了NGO的和平之船开始周游世界，在到访南美时，她对委内瑞拉的政府要员进行自我介绍道：“我来自广岛，是一名被爆者。”之后，那名要员对她说道：“请介绍一下你的被爆体验。在这里除了你没有别人能够做到了。”在此之前，田中女士一直想“忘却此事”，但那一番话使她感到茅塞顿开。
此外，田中女士还说她无法忘却5年前在美国的经历。那时，她遇到了一名憎恶以色列以及美国的巴勒斯坦留学生。他向田中女士提问道:“日本由于原爆而遭受了那样的苦难，为什么还能和美国人成为朋友？”田中女士回答道：“总要在何处将憎恨的锁链斩断才行。”之后，那名巴勒斯坦留学生虽然没有予以肯定，但他回应道：“我会试着考虑的。”
以互联网为首，年轻一代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跨越国界进行对话、交友。希望年轻人们能够率直地说出自己对于核武器以及战争的看法。也许那种朋友之间的对话能够促使核武器禁止条约早日生效。
田中稔子
1938年出生于广岛市中区。之后，田中女士随家人搬至东区牛田（距离爆炸中心2.3千米）并在那里遭到了原爆袭击。如今，作为一名搪瓷艺术家的她通过作品表达出自己对于和平的期望。
“绝不重演”的信念是关键
九州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直野章子女士（现年43岁）
毫无疑问，直接聆听被爆者的证言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观点认为被爆体验就像一件被爆者的“持有物品”，希望尽快将它继承下来。我对此稍感疑惑。虽然有些部分只有经历过原爆的人才能够理解，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也有些部分是那些没有经历过原爆的人才能够表达和体会的。我认为被爆体验是双方共同努力下的结晶。
当说起“被爆体验的传承”时，其所指的并不是体验本身，而是一种“不愿再让任何人遭受此类苦难”的信念。这种信念是由战后的被爆者运动以及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运动中，社会工作者、运动参与者、记者和学生“同志”们一起创造出的产物。之所以能够对原爆进行证言是因为有理解者存在。于是，被爆体验逐渐形成为一种信念。
此外，那些自身虽然没有遭遇到原爆袭击，但是却因此失去父母的儿童，或是品尝到丧子之痛的父母也属于受到了原爆的加害。而被爆者运动的形成正是建立在所有这些体验之上的结果。换言之，被爆体验也是一种与死者共同创造出的产物。如今正在进行证言活动的主力军们，被爆时都还处于参加战时动员的学生时代。难以想象对于失去大半学友的他们来说，幸存下来的内疚感有多么的深重。其中经历岁月沧桑，与死者长年“对话”之后，终于开口讲述那段经历的人们不在少数。
此外，那些传承被爆体验的人们如果表露出只有自身才具备谈论和平的资格，那么这种带有特权性质的姿态想必会招致排斥。我认为，重要的是向他人传承证言者是如何得出“希望他人不要遭受与自己相同的苦难”这一结论的。
遗憾的是，核时代还将持续下去。正因如此，被爆体验作为一种信念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相信，人们能够跨越世代以及国境的阻碍将这种信念继续传承下去。
直野章子
1972年生于兵库县西宫市。1995年，就读于美国美利坚大学的直野女士为了在同大学举办的原爆展览而四处奔走。2005年至今任现职。著有《与<原爆之画>的相遇》等。
理论与感情，同时运用将使被爆体验具有普遍性
长崎大学原校长 土山秀夫先生（现年90岁）
面对美国的“原爆神话”，被爆地进行呼吁之际总会有“碰壁”之感。即便历史学家发掘出了将其否定的新史料，美国的退伍军人们在感情上也总是很难接受。这使他们感到胜利的荣光遭到了抹黑。但是，并非只有美国出于内疚而倾向于否定国家所犯下的暴行。
在亚洲，认为“原爆从日本的支配下解放了各国”的想法根深蒂固，而被爆者们长年以来都在直面这一问题。我记得在某座谈会上，一位新加坡的研究者做出了如下发言：“日本国内一直存有否认日本进行过亚洲侵略的势力。仅讲述日方被害是无法获得亚洲他国认同的。”这位研究者的观点与美国退伍军人的感受一致。 我本人作为经历过战争的被爆者之一，曾经也有讲述过那段往事。在经受了残酷体验的被爆者中，有不少人对美国怀恨在心并呼吁进行复仇。但是随着日本在亚洲的行径逐渐明了，被爆者们因此受到冲击并发出感叹：“我们原来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正是由于他们经受了残酷的体验，所以才能理解他人的痛楚。 处于“受害”与“加害”的纠葛之中，被爆者们将自己的报复心理转变成了废除核武器这一具有普遍性的诉求。我认为，这样的心境变化使诉求的质量得到了提高并扩大了国际间的共鸣。
为了传播被爆体验，单靠说理或单靠情感攻势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将这两个要素看作车的两轮，在传播时同时运用。那样的话，才能使被爆体验具有普遍性并直达人心。
我期待着日本能够在今后培养出传承被爆者思想的年轻一代。如果日本的年轻人与亚洲他国的年轻人们交流时，应该会直面围绕历史问题的严峻对话吧。而邂逅不同观念并互相倾听是十分重要的。
土山秀夫
1925年生于长崎。在长崎市遭到原爆袭击。1988年至1992年担任长崎大学校长。现任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委员之一兼长崎和平宣言起草委员。专业领域为病理学。
■ 来自调查问卷的分析
年轻一代同样意识到传承的意义
在本专题连载期间，共对全国被爆者（1月1日刊）海外被爆者（4月11日刊）以及日本高中生（5月9日刊）进行了3次问卷调查。3次调查都以被爆体验的继承为主题展开。在比较了统计结果之后，让我们再次审视被爆70周年之际的现状与课题。
“为了将被爆体验传承下去，你认为采取何种行动会带来积极效果？”
在这一题中，国内外的被爆者面对的选项几乎相同，最多可选三项。其中双方选择人数同为最多的是“积极开展和平教育”，国内占45.7%，海外占44.5%。这比排在二三位的“使家人继承被爆记忆”和“充实资料馆等设施中收藏的记录”所占的百分比高出许多。从中应当可以看出，被爆者们希望尽可能使更多的孩子们能够继承被爆体验并构建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
在面向高中生的调查问卷中，也显示出了与此相呼应的结果。面对被爆体验是否能够对防止核战争和世界和平造成影响这一问题，高达90.4%的日本学生和72.1%的美国学生给出了肯定的意见。而面对同样的问题，有80.4%的日本被爆者和70.9%的海外被爆者给出了肯定答复。相较之下，学生的比例要稍高一筹。虽然本次问卷调查是针对特定高中而开展的，但可以说年轻一代深知了解被爆体验的意义所在。
那么，被爆者们在实际生活中传承被爆体验的情况如何呢？对此，有74.4%的国内被爆者和63.7%的海外被爆者表示，曾以口述或是写手记等形式向他人传承过自己的体验。而在传承对象的多项选择题中，有70%的国内被爆者和76.6%的海外被爆者选择了“曾经对子女或孙辈讲述过”。这在所有选项中占压倒性的多数。此外，有35.7%的国内被爆者“曾经在和平运动等集会上进行过证言”，30.8%的人“曾经在学校或修学旅行的学生面前讲述过”。与此相对，“在集会上进行过证言”的海外被爆者占18.5%，“在学校讲述过”的人占11.7%。
而有22.7%的国内被爆者和34.4%的海外被爆者甚至对家人都没有讲述过自己的体验。针对上述问题的原因，国内被爆者在多项选择中给出的前三位选项分别为 “没有遇到合适的讲述时机”、 “不可能对他人讲述”和“唤起那段记忆会感到十分痛苦”。这三个选项分别占到回答总数的23.9%、21.6%和20.5%。而海外被爆者中，选择“唤起那段记忆会感到十分痛苦”的人占31.5%，为所有选项中最多。紧列其后的是“不可能对他人讲述”和“担心招致差别对待”，分别占22.4%和19.6%。
考虑到那些回答了问卷调查的被爆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积极性高的一类人，没有讲述过体验的，或是无法开口讲述的被爆者有可能比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数值更多。回答者们对于和平教育的期待之高可以看作是他们希望告诉孩子们那一天所发生的事并祈求悲剧不再重演的反映。 对于那些“被埋没的声音”，我们更需要通过想象力与实际努力来进行发掘。
《被爆70周年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1526名国内被爆者、416名海外被爆者和749名日美两国的高中生的回答。
海外被爆者中，191人来自韩国，170人来自美国，11人来自加拿大、38人来自巴西、5人来自阿根廷、1人来自巴拉圭。
而协助调查的日美两国的高中生中，350人来自基町高中（位于广岛市中区）、227人来自法政大学附属高中（位于东京都三鹰市）、172人来自史岱文森高中（位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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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广岛和平文化中心理事长小沟泰义氏
小沟泰义先生作为广岛和平文化中心理事长，负责掌管原爆资料馆的运营等工作。同时，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原外交官，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工作。怀着如何将废除核武器的呼吁传递给世界，如何使下一世代继承被爆体验的疑问，记者对小沟先生进行了采访。
核威慑力属于威胁性的安全保障，必须纳入市民社会常识中的是废除核武器的意识
问：今年是您担任理事长的第三年。在负责传递被爆地的呼吁过程中，您内心对此持有何种看法？
答：广岛的呼吁起源于超绝想象的悲剧，凝结出“希望任何人都不再重演”的愿望。这是一条面向未来的珍贵信息。如果毫无保留地对“核威慑力”进行说明的话，它就是建立在无差别大量屠杀威胁之上的安全保障。废除核武器的想法才符合市民社会的常识，我们必须将其纳入世界的常识之中。
问：但是，事实上那样的呼吁很难被国际社会接受。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阻碍？
答：核武器凝聚了巨大的特权。想要在国际社会中握有强大权力的保有国面前提出抗议并非易事。 但如今的状况正在逐渐转变。比如在4、5月份，核不扩散条约（NPT）审议会议召开之际，联合国本部大楼举办了原爆展。本次展览中，鲜活记录下了人体损害的照片得到了展示。而在5年前的展览中，这些照片被拒绝展出。此外，一直坚信“原爆神话”并认为原子弹投放属于正当行为的美国首都如今也正在进行被爆资料以及“原爆之图”的展示。虽然被爆地的呼吁在传播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声势浩大的架势，但确实在稳步扩大着范围。
问：至今为止，您在外交场合与被爆地有过什么接触吗？
答：1987年至1991年，我首次来到位于维也纳的IAEA工作。在赴任前，我访问了广岛并与被爆者进行了对话。由于当时正处于主宰世界核局势的美苏两国冷战的尾声阶段，所以在职场上提起广岛与长崎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1997年至2002年，我作为巴拉迪总干事的特别助理第二次前往IAEA工作。1999年巴拉迪先生造访广岛，而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之后，他说道：“希望在维也纳由IAEA主办一场原爆展。”为此，担任助理的我四处奔走并将其化为了现实。不过为了避免核保有国提出抗议，展览将“针对核不扩散进行普及教育”作为了借口。而那也是当时国际社会的现实。
问：对于被爆体验的继承课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答：虽然被爆者的高龄化问题无法避免，但是被爆体验并非只有被爆者自身才能够传承。美国作家约翰•赫西于1946年完成的《广岛》就是一个例子。战争中，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是一种“死不足惜的存在”。但此书却让美国人感到自己在人道方面犯下了大错。
被爆者本人的证言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但是原爆带来的损害残酷至极，所以决不能使其重演才是呼吁的核心部分。而这一部分是被爆者以外的所有人都能够传承的。重要的是运用适当的方法将其传承至对方的内心。
问：您同时还担任着和平首长会议的总干事。可否请您介绍一下今后会议的计划？
答：如今，会议拥有超过160个国家，6700个地方都市的加盟。它不排斥核武器保有国的城市加盟，是一项包容力很强的运动。我认为，目前会议的架构十分出色。它超越了敌我双方的概念，以同为人类的角度来对抗核理论。今后，会议也将尽最大可能利用加盟都市间的纽带，将广岛发出的呼吁不断扩散出去。
小沟泰义
1948年生于千叶县松户市。1970年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先后两次调任IAEA，获IAEA贡献奖。此外还担任过维也纳国际机关代表部大使和驻科威特大使等职。2013年起至今任现职。
（刊登于2015年6月20日晨报）
